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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市民社会　文化认同　文化批判　审美情趣
    [论文摘要」张恨水通过对市民性格的把握和刻画，传达出他对市民社会及其文化传统的了解、认同和批判。市民文化的消极面也同时浸染了张恨水，使他难以彻底挣脱封建文化传统的枷锁，难以完全摆脱小市民习气的束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作品的思想深度和美学价值。
    纵观张恨水的小说之林，那里涵盖的生活面是相当广泛的:议会、豪门、剧场、妓院、公寓、会馆、学校、庙宇、街巷、大杂院、小住户、高级饭店、贫民窟，无一不在作者的审美视野中;人物也是相当多的:总统、军阀、议员、遗老、遗少、文人、学者、演员、僧人、学生、车夫、乞丐、三教九流无一不在作品的审美摄猎的镜头之内。这里有对腐败、馥凝的揭露与批判，也有对贫苦百姓的同情与赞美。也许正因为这一点，一些评论界人士注意到了张恨水思想中的“平民意识”。u]并指出张恨水大多数作品都带有小市民欣赏的趣味，他经常站在小市民的阶级立场上为他们讲话。长期的人生磨难，市民文化圈中的生活，使张恨水的思维意识有市民化趋向。对于“市民趣味”张涛甫解释为:“张恨水小说中的市民趣味主要是指作家能够体察普通小人物的生活甘苦，深切同情他们的微末而又实际的人生欲求，并将自己的全部人生热情融于这种人生行为方式之中，与他们打成一片，从而与他们的精神血脉息息相通，由作家笔下流出的故事能真切地体现普通小人物的人生悲欢和生活真相，并以普通市民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展现作家对生活的观照与理解，作品在风格上接近市民读者阅读期待。”这见解是切近张恨水的创作实践的。由于市民阶层的知识结构和道德水准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他们的文化接受中存在着一种惰性，这必然决定他们是凭着一种自然的习惯和先天的趣味来接受小说的。“每一篇文学文本在写作时，作者就意识到潜在的读者，每一篇文本都包含着写作对象的形象”。张恨水一开始就把市民阶层作为他的潜在读者群，所以他选择了一条“社会十言情的路子”。从二十年代的《春明外史》到四十年代的抗战小说、国难小说，这一系列作品都更适合现代都市市民的欣赏口味。《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这样作品就适合了各类不同读者的审美需求，尤其符合都市小市民阶层的心理和幻想，能引起他们的浓厚兴趣。张恨水在言情小说之外，也写过几部武侠小说，并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探索。他认为，市民阶层之所以爱读武侠小说，是因为“他们无冤可伸，无愤可平，就托诸这幻想的武侠人物，来解释脑中的苦闷。”为此，他主张不能完全否定武侠小说，而要改造它，克服其缺陷，即减弱了传奇成分，增强了现实色彩，使之成为一种通俗教育的工具。张恨水抗战期间作的《剑胆琴心》、《中原豪侠传》等武侠小说就是他实践的结果。尽管这些作品还不能算是成功的新派武侠小说，但他所进行的探索却是十分可贵的。
    由此可见，张恨水确实是将其创作主要面向市民阶层，尽可能地照顾他们的审美习惯和阅读能力，努力使自己的小说成为广大市民读者喜爱的作品。然而，张恨水毕竟是一个追求进步、努力跟上时代步伐的作家，他并不一味迎合部分市民读者中的低级趣味，而是注重通过自己的作品去提高自己的思想意识和欣赏水平。特别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之际，张恨水的小说观念和创作面貌均发生了变化。他认为自己写小说“不仅徒供人茶余酒后消遣”，而要“略尽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并且愿为“国难小说”之先驱，以此抛砖引玉，期待“将来有足为民族争光之小说也出”。以短篇小说为主的作品集《弯弓集》、中长篇《满城风雨》、《太平花》等“国难小说”及《冲锋》、《潜山血》、《虎责万岁》等“抗战小说”在思想意识上有了明显进步。特别是抗战小说，乃张恨水利用有关新闻材料，在现实抗战事迹之基础上创作的，故其内容具有较强的真实性，较好地发挥了抨击日寇，歌颂英雄，唤醒民众，鼓舞士气的作用。然而，由于这些内容不是张恨水所熟悉的生活，故创作时难免捉襟见肘，不同程度地存在图解某些政治观念之弊病。为了扬己所长，使自己的作品更好地发挥针贬现实，“鼓励民气”的作用，张恨水又及时创作了讽刺小说。
    身处国民党“陪都”重庆的张恨水，目睹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感受到民众的痛苦和不满，以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创作了《八十一梦》、《牛马走》等社会讽刺小说。用辛辣之笔，揭露、抨击了国民党官僚的贪污腐败和投机商人的巧取豪夺，表现了市民阶层生存的艰难。抗战胜利后，张恨水又继续创作了《纸醉金迷》、  《五子登科》等社会讽刺小说，揭露国民党官僚政客的各种丑行，批判乌烟瘴气的社会现实。显然，这些作品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反映了社会热点，表达了民众的心声，它充分显示了张恨水思想上的进步和创作上的转变。然而，他为了适应市民读者的口味和发挥自己写作言情小说的特长，在诸如《牛马走》、《第二条路》等社会讽刺小说中，仍喜欢安排一些男女多角恋爱纠葛，以此增加小说的情趣。但其中却有不少与主旨相游离的赘笔，影响了作品的艺术质量。由此也不难看出市民文化的某些消极面对其创作的制约。
    张恨水的小说世界，几乎反映了都市市民社会生活的众生相，并在对市民性格的描绘中批判了造成这种性格的思想文化传统。尽管这种批判缺乏足够的力度和深度，但毕竟表现出张恨水对这一艺术形象的一些独特认识。他的一系列作品，显示出一个渐进的过程，即社会历史视野逐渐扩大，与时代联系日益紧密，现实主义精神日趋强化。而对市民阶层生活的概括和描绘，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不断丰富和完善。
    中国的市民阶层，就其成员来说，主要包括小业主、小商贩、个体劳动者、城市贫民、家庭主妇及小知识分子等。由于中国的现代都市大部分是在封建社会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故有较浓厚的封建主义文化氛围。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与商品的倾销和西方文化观念与生活方式的输入，在两种文化的冲突、对抗与渗透中，现代都市社会的经济结构与文化观念都发生了变异，带有明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都市色彩。所以中国市民阶层中的小业主、小商贩等，很难像欧洲那样，成为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而个体劳动者、城市贫民等也与现代无产阶级有区别。再加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采取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市民阶层也就很少感受到轰轰烈烈、蓬勃向上的革命气氛，较少受到新思想的影响，故其觉醒也就比较缓慢。凡此种种，均造成了市民性格中的落后、保守、妥协、软弱等弱点。对此，张恨水也作了一定的批判和嘲讽。张恨水笔下的市民人物形象是丰富多样的，张恨水较真切地描写了他们在时代潮流冲击下的命运变迁和灵魂颤动。
    在各类市民人物形象中，女性所占的比例不少。张恨水以不同的笔墨，写出了不同形象的性格特征。在知识女性中，既有像李冬青、冷清秋这样自尊自爱，维护自己独立人格的少女;也有像白秀珠、何丽娜那样追求奢侈豪华的都市尤物。作者在前者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人生趣味和理想，特别是冷清秋最后看透丈夫金燕西纹绮子弟的本质，毅然离家出走的举动，既显示了她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决心，也超越了小市民善于计较利害得失的心态，这种大胆追求自由生活的选择得到了作者的肯定。至于后者中何丽娜最终抛弃奢华，谢绝舞场的态度，也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倾向。然而，无论是冷清秋还是何丽娜，最后都在佛学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却也表现出作局限。女伶也是其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形象，如白莲花、沈凤喜桃枝等，尽管她们的个性和命运有所不同，但也有共同特征，即一方面，‘她们均为生计所迫卖艺卖唱，又被军阀、官吏、老板和纵绮子弟视为玩物，难以逃脱邪恶势力的控制和摆布;但另一方面，她们又受到名利的诱惑，缺乏勇敢的反抗精神，也找不到新的出路。对此，夏衍早在三十年代就曾说:，欢喜冤家》是从张恨水的小说改编的作品，这里面的意识正像其它张恨水的作品一样，很典型地描画了一幅仿徨在封建势力和殖民地资本主义这两种势力中间的、无自觉而又没有出息的小市民的姿态，他们爱好虚荣，讲究体面，对生活没有反省，对不平没有反抗。他们的意识形态，只是模糊地哀伤，怯懦地逃避。在这作品里面，对于优伶这一职业感到厌倦而只想从婚姻里找‘归宿’的桂英，不愿依靠妻子而又无法生活，于是只想茫然地从空想的农村去找出路的玉和，都是这一部属的人种.他们苦闷、挣扎，他们睡眠在意识底下，是在祈求着一种好的生活。可是，他们没有自觉，没有决心，所以尽受压迫，尽受欺凌，但是他们始终不能离开这一圈子。”〔司这一类形象的精神面貌的确如此。对于下层女性的不幸境遇，张恨水的笔端倾注着同情。至于下层女性中像关秀姑，杨大嫂等性格坚强、不屈服于恶劣环境，并经常慷慨助人者，作者的颂扬之情也流诸笔端。
    属于市民阶层的中小知识分子的心态灵魂，是张恨水所熟悉的。在他笔下，主要有两类形象，一类是杨杏园、梁寒山、樊家树等为人正直、洁身自好、风流洒脱、清高孤傲者.他们对下层民众能热心相助，对恶劣势力则不肯同流合污.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他们虽然有不平和愤嫩，却很少有实际的反抗行动。在这类寄托着作者理想的人物形象身上，往往可以看出作者本人的人格情操，也反映出他的思想局限。另一类是许樵隐、沈天虎等表面道貌岸然，实则虚伪奸诈者.他们或是助封为虐的帮凶，或是一心只想发财的市侩。作者以尖锐的笔端无情地撕破了他们的假面，对其丑恶灵魂进行了嘲讽和鞭挞。
    在张恨水的小说中，还有不少屠沽商贩、车夫艺人等下层市民人物形象。作者对他们的描写，一方面受到《水浒》等古典小说塑造市井人物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他平时对这类人物的观察和了解。在他笔下，既有像丁二和、童老五那样古道热肠，急功好义者;也有像沈三玄、何德厚、王裁缝那样趋逐金钱而不讲廉耻者。既有像李三胜那样心地善良、思想保守者;也有像关寿峰那样舍己救人、慷慨赴义者。在具体刻画上述艺术形象时，作者一方面揭示了封建文化传统在他们身上的烙印，并对此有所批判:另一方面也赞颂了他们之中那些“有血气、重信义”者。小说《负贩列传》，其意就在于写那些街头肩挑负贩之流“友朋之难，死以负之，国家民族之难，其必溅血洗耻”。小说结尾，当日寇入侵时，小贩们纷纷参加抗日民训队，准备保家卫国，充分体现出作者寄寓他们的期望。但是，张恨水在塑造这类人物形象时，往往失之于简单和浅陋，未能从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去把握人的本质，所以也就很少有真正能称之为“典型”的人物形象出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擅长以市民社会为观照对象、以文化批判为己任的另一位作家老舍则表现出了不同的市民情调。同样是对北京大杂院、小胡同的描写，“老舍是从大杂院的深处走出来的，他浑身散发着土俗的气味。张恨水只不过以作客京华的皖中寒士的身份，悲天悯人而又雅趣不减地站在大门口窥视着大杂院，他感到那里作鞋匠的、推水车子的、挑零星担子的、赶马车的，都可以意态潇闲地在大院子的花荫下纳凉，仰望星空，谈论着牛郎织女的故事，甚至从口袋里掏不出一毛钱的时候，也要请一个卖唱的来唱一支婉妙的曲子过过瘾。质言之，张氏把都市下层贫民的生活趣味文人化了，在这种风俗趣味背后站着的是一个正直、悲悯而‘安贫乐道’的文人。”
    我们从张恨水对市民性格的把握和刻画中，可以看出他对市民社会及其文化传统的了解、认同和批判。的确，市民社会的文化土壤滋养了张恨水，给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素材，他笔下的市民形象世界，也构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种独特景观。然而，市民文化的消极面也同时浸染了张恨水，使他难以彻底挣脱封建文化传统的枷锁，难以完全摆脱小市民习气的束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作品的思想深度和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