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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伊格尔顿　文学批判　文化政治批评　后现代主义　文化研究
　　论文摘要:作为活跃在当今西方文化批评界的大师，伊格尔顿以其独特的批评风格，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享有广泛的影响。在文化问题成为新世纪人类精神生活各个领域的核心问题的大背景下，对伊格尔顿这样一位理论大师的深人研究是十分必要而且有意义的。
    一、伊格尔顿的学术和研究历程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1943-?)，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文化理论家，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1961年进人剑桥大学求学，曾师从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o 19“年毕业后留在剑桥做威廉斯的助手，从事研究工作。1969年转到牛津大学任教，1990年被正式任命为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沃顿英文和文学理论讲座教授。现任曼彻斯特大学英文讲座教授，经常到欧美各国讲学，并曾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两度来中国访问讲学。
    伊格尔顿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他的理论批评生涯，迄今为止出版了大量批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著作。鉴于他广泛的影响，有人把伊格尔顿和美国的詹姆逊、德国的哈贝马斯并称为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三巨头。他出版的著作包括:《莎士比亚与社会》，《从文化到革命》，《作为语言和身体》，《放逐与侨居》，《力量的神话:对勃朗特姐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沃尔特·本雅明，或革命的批评》，《克拉莉莎的被污》，《文学理论导论》，《批评的功能:从观察家到后结构主义》，《反本质》，《民族主义:反讽与献身》，《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意味》，《意识形态导论》，《当代文化的危机》，《意识形态》，《希斯克利夫，或爱尔兰大饥荒》，《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后现代主义幻象》，《伊格尔顿读本》，《文化的观念》。在2003年9月，伊格尔顿还出版了一本新书《理论之后》。
    纵观伊格尔顿的理论思想研究历程，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从理论思辨到政治实践，从文学批评向文化理论转移的过程。在最初的大学期间，伊格尔顿就大量阅读了马克思本人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逐渐成长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并在威廉斯指导下开始其学术研究。他初期的批评观念深受威廉斯文化理论的影响。在威廉斯看来，文化不应该是由少数人建构和分发，由老百姓接受和体验的精英文化，而是由大众共同参与创造和共同享受的“共同文化”。伊格尔顿也热情地肯定了这种共同文化，认为它是比自由理想主义文化“更丰富、更多样、更开放、更灵活”的文化。因为这种文化不是被完成了的静物，而是社会各个阶层和阶级在集体实践中“不断重新创造和重新定义的整个生活方式”。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给了伊格尔顿很大的影响，这也使伊格尔顿在与这种理论的不断突破与对话中，逐渐形成了他后来的文化政治批评方法。
    80年代以后，伊格尔顿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重新思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重新思考了社会主义的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强调了艺术的政治作用，强调了批评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意义。在《批评的功能》中，他就指出，当代批评的功能就是它的政治批判功能:“现代批评是在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中产生的，除非确定地把它的未来确定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否则它可能毫无前途。”概括来讲，“文化在本质上是实践，是生产，文化研究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解释文化，而是为了实践地改造和建设文化”，“文化不是高高在上的，不着边际的能指，而是具体的、实在的、与我们的日常感觉紧紧联系的政治现实问题。”伊格尔顿坚持文化研究的方法必须与实际政治紧密结合起来，他强调文化三个主要意义正在于:“作为艺术，作为生活经验，作为情感结构—互相关联，交织为一种新的社会批判。
    作为一位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的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同时也是一位颇具特色的文化批判家，他的文学研究始终具有文化批判的特征。伊格尔顿在对后现代主义作了尖锐的批判之后，也对盛行于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化研究”作了冷静的分析。
    二、从文学批评到文化理论
    在伊格尔顿的批评思想中，有着三个重要的理论维度或对话背景。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英国本土的文化研究;当代西方从精神分析学到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他的批判和分析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英国本土文化研究为他提供了研究问题的视角，而当代西方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等理论思潮则为他提供了多样的分析方法。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判》是伊格尔顿批判思想的代表作。这本书着重体现了他的文学批评观点。他认为:文学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上层建筑中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文学理论批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性。他指出:“文学理论具有无可非议的政治倾向性。所谓‘纯文学理论’只可能是一种学术神话。作为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意义的文学理论绝不应当因其政治性而受到责备。’华他还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从另一意义上它也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伊格尔顿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人手研究文学理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
    在(文学理论引论》(1983)和(批评的功能》等著作中，伊格尔顿开始了从理论思辨向政治实践、从文学批评向文化理论的转移。他对“文学”概念和“英文研究”传统作了深刻的政治剖析，提出“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批评”的命题。他认为，批评不可能脱离政治，不可能卸下政治的包袱，因为它天生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在《批评的功能》里，伊格尔顿进一步强调批评的政治功能和社会作用，通过对英国现代批评史的回顾，发现“批评”一开始就是“文化的”和“政治的”，这就构成了他独特的“文化政治批评方法”。

    概括而言，这种方法坚持文学批评的大视野，文学是各层面互相关联、互相阐发的整个文化构成中的一部分;对文学作品的充分阐释必然将文本以外的东西包括进来，只有在作品各层次及其与社会生活各部门的复杂关系中才能实现。文化的复杂关系结构表现为一种“生产”关系或物质关系，即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决定因素是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关系，这种经济关系集中表现为政治权力的结构形式，因此文化政治批评不是用文化来解释一切，而是用一切来解释文化。文化的“生产”关系还意味着，作为更为精神的或所谓“情感结构”或象征意义系统或价值体系或意识形态，它对文化的其他层面发生积极作用，是一种维持或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的文化“活动”，是一种执行或实现意志的话语“实践”。“文化政治”批评的动机是改造整个社会生活方式，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使人的所有潜能得到自由的发挥，这样的社会只能是取代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真正能够有所作为的文化政治批评应该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实践，它在催生社会主义的伟大运动中，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文化政治批评，由于明确的目的性而具有方法论的彻底开放性和真正多元性，它采用一切有效的话语形式和手段。
    伊格尔顿强调批评的政治属性，突出批评的政治功用，最根本的理论原因是，他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理论，而不是哲学体系。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首先不是一种解释工具，而是摧毁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进行制度变革的实践指南。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理论必然是为政治实践服务的，亦即为早日实现‘社会主义’而有效地调动一切资源。
   可以看到，伊格尔顿在不断超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师的同时，揉合颇具特色的文化批判精神于自己的理论，这也是他在众说纷纭、空前繁荣的当代西方文化批评理论界，总能够发出自己独特声音的资本。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伊格尔顿的努力，英国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就带有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色彩。
    三、后现代语境中的文化批判
    进人90年代以后，伊格尔顿的主要工作就是娴熟地运用文化政治批评方法，以后现代主义批判为背景，在文化研究领域不断发出自己不可忽视的声音。
    一般认为，作为一种统一学术思潮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肇端于20世纪60,70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Studies ;.简称CCCS)，也即伯明翰学派(Birminham School ) 。其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斯图亚特·霍尔(Stuard Hall ) ,而威廉斯被视作文化研究的理论先驱。文化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批判，它脱胎于英国文学批评中的利维斯主义传统，把反对精英文化和提倡大众文化看作自己的基本立场。威廉斯和伊格尔顿都严厉地批判了利维斯的自由人道主义:这种自由人道主义即“自以为是超阶级的，其实仍然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认为，“任何文化或文化分析都是受制于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因而是特定群体态度和立场的表现。这就彻底地否定了文化的“精英”观念，表明一切都是大众的。
    文化研究在20世纪末经过威廉斯等人的努力后，在全世界成为一种学术主流。伊格尔顿承接了威廉斯的事业，不仅对当今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还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指出，文化研究固然对打破精英文化的统治地位起到了某种反拨作用，但是一味向大众文化献媚则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不相符合。
    对于当今风行于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化研究”，伊格尔顿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在承认其合法性的同时，也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角度作了冷静的分析。伊格尔顿看到，随着冷战结束，文化迅速升温，文化在有的人手里成了替代政治的一种全球粘合剂，好像文化交流畅通，人民就会不分彼此，其乐融融。也就是，只要文化问题处理好了，既可以避免和解决政治问题、甚至是军事问题。这两者都把文化看作最高的能指，但这是一个漂浮的无所指的能指，远远离开了我们所体验的真实。其实，文化从来就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文化并不是一个超验的可以涵盖一切的范畴，更不是可以调和一切现实纷争的最高裁决者，文化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场合。伊格尔顿说:“文化是战场，而不是可以弥合差异的奥林匹克神台。
    伊格尔顿还针对西方国家以外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后现代热核文化热，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文化主义加大了有关人类生活所建构和破译并属于习俗的东西的重要性……历史主义往往强调历史的可变性、相对性和非连续性特征，而不是保持那种大规模不变的甚至令人沮丧的一贯性特征。文化主义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时间—在我们这里—属于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但现在却日益进口到中国以及其他一些‘新崛起的’社会”。伊格尔顿所指出的这种现象，应该足以引起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一些第二世界国家的警惕和注意。伊格尔顿认为，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不必把西方社会的特定文化现象引进自己的国家，否则便会丧失自己的民族特色。最新和最时髦的东西不一定是最好的，能体现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才是最优秀的文化。他从一名旁观者的角度唤醒我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足够引起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召唤与反思。
    综观伊格尔顿的研究历程和他在后现代时代的文化批判，我们从中能得到很多启示与借鉴。他强烈的问题意识、实践意识和批判精神，应该是我们认真理解和积极吸取的。近年来，受西方当下“问题框架”的影响，“文化热”也在中国风靡一时，民族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快餐文化、旅游文化、娱乐文化、性文化……几乎所有一切都可以与文化这个词搭配起来，但是这种畸形的“文化热”却不是我们本土的产物。伊格尔顿就曾对我们中国的文化界和学术界大面积地引进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和理论表示担心，在他看来，最新的和最时髦的东西不一定是好的，一个国家和民族应当有自己的文化遗产和理论的声音，这是它们赖以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独特声音的资本。我们从伊格尔顿身上看到的是:要始终不懈地从实际情况出发，永远直面实际存在的问题，而不要置身于人云亦云的“最权威的”、“最时髦的”理论话语，要从我们自身所处的环境和背景中看待问题，要从我们脚下的泥土中极取养分和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