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形象的文化意义
几年前，许多城市先后展出了一种名为《大地走红》的环境艺术，就是用几万把红伞把公园装饰起来，形成一种供人欣赏的景观。但很快这一艺术就产生了一种事先谁也没有料到的效应：它在每个城市的展出几乎都变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公共话题。话题就集中在市民们观赏这些露天展放的红伞时的行为方面。在许多城市里，这种展出的后果可以说成是“惨不忍睹”：几万把红伞被前来参观的市民们偷的偷、抢的抢、糟蹋的糟蹋，最后一片狼藉。而在有的城市里展出的情况却出奇地好，参观的市民秩序井然，红伞无一丢失，也几乎无人为的损坏。这种反差的出现可能有几分偶然，但对于传媒来说就不是这么简单了。这件事被与此事有关的城市当地传媒视为一件表现本地市民素质的大事尽力渲染，在一些城市的市民当中的确引起了一些震动。这件事因此而成为影响一个城市声誉的事件，有的城市为本市市民的良好表现而自豪，有的城市则感到有几分尴尬，似乎自己出了丑。总而言之，这个事件使许多城市注意到了一个东西，就是城市的形象问题。
现代文化的发展从总的趋势来讲就是都市化，人们的生存乃至全部生活方式都以都市为中心辐凑、汇聚了起来。在这个辐凑、汇聚的过程中，都市不仅在物质上、空间上发展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而且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都市文化对居住在都市中的市民形成了一股凝聚力。当一个城市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把居民凝聚成一个文化上的统一体时，便构成了一个城市本身的形象。
城市形象不是当代文化特有的现象，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城市可以说都有自己鲜明的形象：伯里克利的雅典[1]以辉煌的卫城建筑、民主的公众生活、完美的悲剧艺术以及伟大的苏格拉底构筑起了这个城市彪炳千古的形象；奥古斯都的罗马则是以宏大的竞技场和水道、高贵而又残忍的罗马公民、所向无敌的帝国军人构成了不可一世的罗马形象；维多利亚的伦敦形象是雾气沉沉的天空、泥泞的街道、一本正经的商人和衣冠楚楚的绅士；“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是盛唐时代的长安形象；“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是北宋盛期的杭州；而“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则是曾为十朝故都的南京……城市形象显示着城市的个性，也成为凝聚市民精神的力量。古雅典黄金时代的执政伯里克利在追悼阵亡将士时所作的一篇演讲就是一个鼓吹城市精神的例子：
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而不是我们模仿任何其他的人的……当我们的工作完毕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各种娱乐，以提高我们的精神。整个一年之中，有各种定期赛会和祭祀；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有华丽而风雅的设备，每天怡娱心目，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忧虑。我们的城邦这样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
……这就是这些人为它慷慨而战、慷慨而死的一个城邦，因为他们只要想到丧失了这个城邦，就不寒而栗。很自然地，我们生于他们之后的人，每个人都应当忍受一切痛苦，为它服务。[2]
这篇演讲是用城市形象来激发公民的自豪感，团结、凝聚公民精神的典范。伯里克利的雅典并不是唯一能够使公民感到自豪的城市，事实上，每一个伟大的城市都具有这种形象的凝聚力。正是靠着这种凝聚力，一个都市才有可能成为伟大的城市，才有可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发展起来。只是在当代这样一个比过去更加关注形象、更加依赖着形象而生存的文化环境中，城市形象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加重要、也更加实际的意义。
1955年，澳大利亚的悉尼市通过一次国际建筑设计竞赛选中了一个奇形怪状的建筑设计方案，而后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和几乎相当于预算二十倍的费用才建成了这座建筑。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悉尼歌剧院。从建筑设计的角度和具体使用的效果来看，这座建筑的效果决不是无可挑剔的。然而这座建筑自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近几十年来，悉尼的地位越来越高，使得堪培拉、墨尔本等城市都感到嫉妒。而悉尼地位的上升与这座歌剧院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有人说，悉尼歌剧院每年在无形中为悉尼作了上百亿美元的广告。无法断定这种说法是否有点夸大其词，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悉尼歌剧院大大提升了悉尼的城市形象，而这种提升了的城市形象的确为悉尼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和经济效益。
时至今日，人们要提到悉尼，首先会想到的就是那座歌剧院。悉尼的城市形象就是以这座歌剧院为标志。诸如此类的城市形象标志可以找到很多──巴黎的凯旋门和埃斐尔铁塔、纽约的自由女神塑像和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双塔、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北京的天安门等等。这些实实在在的建筑物使得一个城市的形象变得鲜明具体，可以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但这只是城市形象的一部分，即静态的、物质的或者说是“硬件”的部分，还远远不是城市形象的全部，甚至往往还不能算是城市形象的主要部分。
城市形象的主要部分在于它的动态的、富于活力的“软件”部分。这就是一个城市中的人文氛围。有一位学者在讲到梅特涅时代的维也纳时这样写道：
在任何一个认真的旁观者看来，维也纳人似乎永远沉溺在狂欢闹饮之中。吃、喝和寻欢作乐是维也纳人的三种基本的德行和快乐。他们永远在过周末，永远在过狂欢节。到处是音乐。无数的酒馆里无论白天黑夜挤满了酩酊酒鬼。到处是成群的纨绔子弟和衣着入时的妙龄少女。无论何处，无论是日常生活、艺术还是文学中，流行的都是优雅机智的玩笑。对维也纳人来说，世界上一切事情中最要紧的事就是他们能够开个玩笑。[3]
这里所描述出来的维也纳，完全是一副颓废的形象，而这个形象的形成不是它的建筑或其他“硬件”条件的变化，而是人文氛围起了变化。维也纳城市建筑的风貌也许很多年都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而这座城市的整体形象却会随着人文氛围的变化而变化。
再比如中国古代宋元时期的杭州，被当时人称为“销金锅儿”。这就是当时杭州的形象。而这个形象更是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的。马可·波罗对杭州的描写是：“行在（按指杭州）之大，举世无匹。一个人可以在那里寻到这么多的乐子，简直恍若步入天堂。”[4]这个在中国与苏州并称为“天堂”的城市，它的魅力决不仅仅在于自然的湖光山色，更重要的是南宋以来商业的繁荣所带给这个城市的消费文化形象，即所谓“销金锅儿”。马可·波罗所说的“可以在那里寻到这么多的乐子”的真实含义也就在这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只是杭州形象的不变的底色，而真正的城市形象却是在人文氛围的变迁中形成和发展变化的。所谓“淡妆浓抹总相宜”只有从人文环境的变化方面讲才能够显示出城市形象变化的意义。
维也纳也好，杭州也好，这些城市形象的人文氛围方面都明显地显示出娱乐文化的特点，这似乎应当算作那一类奢华、颓废的消费型城市的特点。确实，梅特涅时代的维也纳和“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南宋朝廷统治下的杭州有几分相似，都带点颓废气。但这并不意味着娱乐文化对于形成城市形象的作用只是发生在这些颓废的城市上。一个城市形象的“软件”部分，即那些生气勃勃的、最能够感染人影响人的部分，主要就是表现在城市的娱乐文化方面。从古雅典的半圆形剧场、古罗马的大竞技场直到现代城市争相攀比的标志性公共设施──大型体育馆、歌剧院、游乐场等等，都体现出娱乐活动在一个城市的形象中所具有的突出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城市的活形象，就在于它的娱乐活动的方式。
二、市民与城市的关系
周密在《武林旧事》中曾讲到南宋时期杭州人所享受的种种好处：
若住屋则动蠲公私房赁，或终岁不偿一环。诸务税息，亦多蠲收，有连年不收一孔者，皆朝廷自行抱认。诸项窠名，恩赏则有黄榜钱，雪降则有雪寒钱，久雨久晴则又有赈恤钱米，大家富室则又随时有所资给，大官拜命则有所谓抢节钱，病者则有施药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则有慈幼局，贫而无依者则有养济院，死而无殓者则有漏泽园。民生何其幸欤！
这里讲到当时杭州官府给民众的种种好处，而后感慨生在杭州的居民何其幸运。或许一个城市的市民所享受到的好处并不一定与其他城市相当，然而只要是一个繁荣、成功的城市，总归会使市民产生一种作为这个城市一员的自豪与幸运之感。这就是古代雅典、罗马等伟大的城市所培养的“公民”意识和今天的许多大都市市民的“ 都市人”意识。这种作为一个城市市民的自豪与幸运感，就是依附、凝聚于城市形象上的城市精神。
这样一种城市形象对于在城市中生活的市民个体有什么意义呢？那种使市民足以引为骄傲的城市形象实际上是在为市民个体提供着一种共享性质的生存体验。伯里克利在谈到雅典公民的特点时说：“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5]这就是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所提供给每一个城邦权利和义务，也是城市中“公民”意识的起源。这种“公民”用亚里斯多德的话来说叫做“政治动物”。不过伯里克利和亚里斯多德在这里所说的“政治”一词不能用后来的阶级统治观念来解释。这里的“政治”只能被理解为“城邦事务”。“政治动物”意味着公民在存在的本质上与城邦或城市的一体性。在血缘关系统治的社会中，个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是通过与血缘链的维系而实现的，祖宗和后代构成了他生存关怀的基本目的；在阶级关系统治的社会中，个人存在是服从于社会等级秩序的，因而不存在脱离阶级体系的个人化的意义关系。而在一个雅典式的城邦或城市社会中，个人的存在是通过与整个城市的一体性存在实现的。按照伯里克利的说法，雅典城邦中个人的价值是被城邦充分承认的，这个价值就是自由：“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这就是说，雅典人的价值不是天赋的，也不是他人给定的，而是通过“勇敢”──即个人作为城邦公民的行动──而获得的。反过来说，城邦的存在其实也是通过个人的“勇敢”而实现的。当一个人在实现自己的时候也是在实现城邦，当他为城邦效力的时候也就是在实现自己。这就是个人与城邦或城市的意义共享关系。
古雅典的城邦民主制在政治制度史上只能算是一个个别的例子，但在这种城邦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公民意识却是后代城市意识的源泉。一个城市的市民对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感到自豪和自信的时候，他正是在表达一种把他个人与城市在情感和价值上结问一体的需要。可以说，一个城市是否有内在的活力，就是看它的市民是不是为它感到自豪和自信，是不是真正与这个城市的传统、与它的精神一体化了。小说《儒林外史》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两名挑着粪桶卖粪的挑夫互相商量道，今天的货卖完了后就喝口水，上雨花台看落照去。文人闻之后不禁感叹道，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这就是说，南京作为六朝故都的气象已渗透到包括菜佣酒保在内的普通市民精神深处，使市民从精神气质上与这座城市、与它的形象一体化了。
当代城市比起伯里克利时代的城邦当然远远不同了，即使与后来晚近得多的古典城市相比，也有了很大的差异。与过去相比一个重要的差别是城市居民的情况变得复杂多了。近年来在许多城市中发生过而且还在继续发生着马路上的窨井盖被盗的事情。偷盗窨井盖的行为除了作为一般盗窃犯罪的动机之外，还意味着偷盗者与城市关系的疏远。因为对于一般人来说，偷盗窨井盖比起其他盗窃行为来，风险和犯罪感的心理阈限要低得多，利益的诱惑也同样低；与此同时，窨井盖被盗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却很明显。因此，一般说来偷盗窨井盖的诱惑力应该不是很大。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多的窨井盖被盗的事件呢？根据调查了解的结果得知，绝大多数偷盗窨井盖的事是城市里的流动人口所为。这部分人与城市的关系当然是比较疏远的。当“大地走红”展出在上海、天津之类的大都市遇到被哄抢、偷盗或故意损坏的尴尬局面时，人们也发现问题主要出在流动人口的身上。显然，当代都市中的流动人口是一个挺麻烦的问题。这些人与城市很少能产生共享性，因而发生那些尴尬局面似乎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然而在这种事件的发生中，往往也可以看出市民态度的冷漠。比如在南京，城市的管理机构为了方便市民、进一步亲和城市与市民的关系，曾在许多交通管理地点准备了大量“便民伞”，无偿提供给市民借用。但不出一年，这些“便民伞”中的绝大部分一去不返。据说造成这种尴尬的原因也与流动人口有关，然而那种带着显眼标志的“便民伞”被人随意携带离开南京或留作己物而无人过问，说明市民对这种事件抱着听之任之的冷漠态度。事实上，窨井盖和红伞被盗之类的事情发生或得不到制止，也不能说与一般市民的冷漠态度无关。在许多城市里要找到诸如“便民伞”散失之类的于社会公德有亏的问题实在容易。人们通常把这种现象归因于市民文化素质的问题。这当然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还有更深远的原因。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是雅典人的骄傲，而在当代，许多人在提到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城市时，口气常常是批评的甚或自卑的。这好象是一种谦虚的美德，然而也可以看出当代城市中市民在感情上与城市的疏远。当代人在与他人交流时，通常注意表现的是自己的个人身份──职业、地位等等，而很少想到自己还是某个城市的市民，除非是某些具有特殊地位的城市可以使他获得别人的尊敬，比如在七十年代上海人之于其他小城市的人、八十年代广州人之于北方开放较晚的城市中人。如果没有这种特殊的等级意识，人们就很难意识到自己作为某城市市民的身份。市民对城市事务的冷漠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市民与城市关系的游离。
三、主流文化圈与城市精神
在中国，本世纪发展起来的许许多多大城市中，上海应当说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与中国其他许多城市比较，上海的生活方式中与众不同的特点之一就是喝咖啡。当然，如果说的是三四十年代，至迟五十年代，或者八九十年代，在中国的大多数大都市中，喝咖啡算不上是什么特别的生活习惯，尽管并不是人人都喜欢。但如果说的是六七十年代，尤其是七十年代，情况就不同了。对于六七十年代的一般中国人来说，喝咖啡、吃西餐、穿西装之类的生活方式，不消说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加以拒斥。然而上海却一直还保留着咖啡店，上海人还在喝咖啡。孤立地看，喝咖啡这件事的确很难看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如果设想一下，在全民投入“文化大革命”，努力倡导思想革命化，狠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肃清一切“封、资、修”流毒的“火药味”很浓的时代，同时也是生活资料高度匮乏、娱乐活动单调乏味的时代，有的人却在悠闲地品啜带着“小资情调”的咖啡，岂不是很令人感到奇怪的事吗？
这就是上海文化的一个特点。对于上海人来说，喝咖啡、吃西餐并不象其他许多地方那样被看成是奇风异俗。这是从本世纪初以来西方人浸染到上海资产阶级的生活习惯，又通过上海的资产阶级把这种生活习惯“传染”给了一般上海市民。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各个大城市过去的资产阶级都可能有这种生活习惯。但却只有上海人把这种习惯顽强地保留了下来，甚至抵抗住了“文革”火药味的冲击。这个事实表明，喝咖啡虽然是件小事，但它标志着上海城市文化中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这就是自本世纪初以来上海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为主的文化圈所奉行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仅作为行为方式影响到了上海市民的各个阶层，而且影响到了他们的习惯心理，成为上海人特有的风俗。
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娱乐方式能够如此根深蒂固地影响到一个城市的风俗，根据在于这个城市有一个有强大影响力的文化重心，也就是城市中的主流文化圈。一个城市要能够凝聚成一种精神、一个形象，首先要在市民中形成使大众有所归趋的主流文化圈。上海自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资本主义兴起之日起便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大本营。由资产阶级和早期商人、士绅等“社会名流”融合形成的上海社会的主流文化圈不仅影响着上海的经济、市政乃至政治生活，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城市社会中人们的观念里，这个主流文化圈成为社会文化的代表，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趣味标准成为社会公认的标准。这样一个主流文化圈尽管在后来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意义上消失了，而他们作为上海文化、尤其是上海趣味的象征却一直潜藏在上海人观念的深处。所以即使是在火药味十足的“文革”年代，许多上海人仍然渴望着坐在幽暗静谧的咖啡店里悠悠地品啜。可以想见，人们心理深处所寻求的娱乐趣味仍然属于早已灰飞烟灭的那一群群出入于国际饭店、跑马场和音乐厅的社会名流们。
有一位外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发现了一个特点：“中华帝国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它能用一个很小的官员编制，来统治如此众多的人口。”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他发现：
一般的地方行政官职权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在表面上管辖着一个约有二十万到五十万居民的地区，地方长官是中央政府任命的该地唯一代表。这种表面地位造成的结果，就是地方长官只有在与当地绅士头面人物的密切合作下，才能做他的工作。[6]
就是说中国的行政管理传统上主要不是靠官吏直接操作，而是靠社会名流的协助进行。一般地区的行政管理是如此，城市管理同样如此，因而中国传统的城市中主流文化圈就由这些社会名流构成。从明清时期士人与商人结合形成的“绅商”阶层到后来上海的资产阶级，都具有这种社会名流的传统地位、实力和影响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城市的管理不再是传统的社会名流的事，而是各级行政机构和单位组织的事。在这种管理方式下，城市市民的价值观念和趣味标准受到各级单位组织、行政管理部门和政府传播媒介的舆论引导，形成了一种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统一性的城市形象。这种类型的城市生活中没有什么特殊的社会名流阶层，因而也没有独立的主流文化圈，只有渗透在社会各个阶层中的管理结构与管理机制在起着引导或制约的作用。
这种管理方式从理论上讲一直是延续的，但对城市市民的精神、趣味的引导作用却随着城市社会的走向开放而逐渐消退着。当各级政府和单位组织不再对市民的趣味进行有意识和有效率的引导时，市民的生活方式开始走向了随机发展的趋势，由于这种发展的随机性，城市形象也随之变得破碎和模糊起来。在这种城市生活的环境中，没有稳定的、有物质力量和号召力的主流文化圈影响和引导市民精神与趣味的发展，市民的生活方式便走向自发地接受随机引导的方向。最典型的发展方式就是变得时尚化了：人们的趣味、爱好和评价标准都失去了稳定性和一贯性，一时兴起的时髦会改变整个城市的形象。由时尚制造出来的城市形象其实是一种畸象，它使得市民失去了对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城市的真正感觉，没有了一个完整、清晰的城市形象概念，只有不停地随波逐流变换着的社会风气。在一个没有了完整形象的城市里生活，人们当然无法产生对这个城市的爱，甚至无法产生对城市本身的起码关注。冷漠与游离便是在所难免的事了。
四、狂欢与城市形象的凝聚
市民与城市关系的游离应当说是城市文化发展中的一个根本性的危机。当代都市不可能再回到古典城市的模式中去，那么怎样才能使市民与城市重新结为一体呢？公众性的娱乐活动就是当代城市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大都市之所以都那么热心于争办大型娱乐活动，从城市文化建设的角度来讲，就在于这类活动对于维系城市与市民的精神联系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一个当代都市中可以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口，人们的兴趣爱好和精神境界的差异是无法弥合甚至几乎是无法沟通的。然而，一场大型运动会不仅可能给城市带来可观的商业利益，与此同时它将成为一种充满刺激的情绪场，把市民吸引或裹挟进来。这种情绪场对于大众来说，具有一种原始的图腾崇拜意味，通过近乎非理性的激情狂热使市民得到情绪上的沟通和认同。只有在这种全民性的大型娱乐活动中，城市才会暂时地消解掉它的多义性和多功能性，变成一个单一的活动群落。
公众性质的娱乐活动中，最典型的传统形式就是节日。从某种意义上讲，节日与当代城市中新的公众娱乐活动──大型运动会有相似之处，都是群体共享性质的狂欢活动。一般说来，传统意义上的节日是以民族或地域社区为一体形成特定的节日观念与节日形式的。以城市为单位，体现城市特色，作为城市形象展现方式的节日是一种较特殊的节日活动。
传统意义上的节日从本质上讲都是狂欢，也就是说是对日常生活状态的有序性的反叛。传统的节日所表达的、所寻求的是整个文化群落在自然意义上的共享和一体化状态。从这个意义上看，传统节日的实质是反城市的：它通过狂欢状态否定城市对人的内在与外在状态的双重限制，即否定了城市人的教养等级和权利分配差异，否定了文化层次，使市民重新回归为人群。这种传统节日形态的最极端、最标准的形式可以从世界上许多民族习俗中的狂欢节活动里发现。
与此同时，当代的城市还在发展着另一种节日活动。这不是传统的节日，而是正在不断被城市“制造”出来的体现城市自己的个性的新节日，如啤酒节、风筝节、服装节、火腿节之类以及标以各种特别名目的艺术节。这些节日产生的根据当然首先是商业需要。这是当代城市为自己做广告的一种手段，即通过标新立异的节日名目吸引人们注意，并通过举办相关的节日庆典活动来进一步扩大商业影响和联系。由于商业动机的驱动，举办这类节日如今在许多城市中已成为时髦，节日的名目也越来越离奇。这类节日中有一些办得比较成功，能够持续较长的时间；有的则举办不久就难以为继直至销声匿迹；有的甚至刚开始举办就失败了。总之，这些节日都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仿民俗，基本上是一种商业行为及其产物，决定它的生命力的因素不是传统，而是经营运作水平。
这些商业性的新节日当然不会具有什么反城市的意味，相反，它们倒是通过突出城市的特色来强调城市的存在。这些新节日的基本策划方式就是以各种手段突出、强化城市形象，也就是说，新节日不是反城市而是城市形象的表现方式。如果一个这样的新节日举办得很成功，那就是说它成功地塑造了这个城市的形象：在外人看来，这个节日显示出城市的形象特色；在市民看来，节日激发了市民对自己城市形象的自豪与自信。
但一个靠商业策划而制作出来的节日从什么意义上能够称作城市形象呢？无论广告语言怎样强调这样一个新节日与城市文化传统的关系，它是一个新制作出来的东西，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不是文化传统自然生成的产物。一个城市有某种特产或曾经有过某种风俗，这同城市形象并不总是一回事。城市形象应当是城市性格的显现，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凝聚力和辐射力的表征。而新节日所塑造的城市形象其实是一种商业形象或者说广告形象，这是一个城市刻意为自己制造出来的商业性外观，也可以说是这个城市为自己制造的“假面”。换句话说，一个商业性的新节日实际上是在为一个城市制造着假想的城市形象。然而如果经营成功的话，这个假想的城市形象本身也会成为城市市民的一种认同方式。人们通过这个假想的形象去重新认识和体验这个城市，从而形成新的城市凝聚力，这正是许多城市的管理、决策层所希望做到的事，只是这个希望往往不能实现。因为商业性的经营运作如果不能与市民们的激情融合起来，新节日不能产生传统节日那种狂欢节式的一体化体验，这种节日就只不过是一种比较大型的广告而已，随着广告画面的褪色它的魅力也将褪去。归根到底，城市形象是市民精神的表现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视觉画面。
注释：
[1]严格地说，雅典城邦是一种国体而不是一个城市。但这个城邦作为一个小国家的实际存在形态主要是以城市为重心，所以在这里我们仍把它看作是一个城市。
[2]引自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30-133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3]译自F.Willis《Western Civilization》Vol.2，p.167，D.C.Hedth and Company 1981.
[4]引自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2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32页。
[6]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23-2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